據報道，相比5年前，有47.8%的人“更焦慮了”，而高學歷者、窮人、領導干部和城里人被認為是更易產生焦慮情緒的人群。“你有壓力，我有壓力，未解決”，香港巴士阿叔叔的名言告訴我們，焦慮，似乎并非“轉型期”的內地獨有。確實，個人焦慮不分膚、不分地域，關鍵的問題，如果每個人的焦慮都指向明確，焦慮原因普遍相似，那么，這就不再是簡單的個人焦慮，而是社會焦慮，這也不再是個人心理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大學生焦慮找工作，白領焦慮沒完沒了的加班，農民工焦慮過年回家的火車票——沒有一點兒焦慮的人不知道在哪里。據一項調查(2134人參與)顯示，焦慮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常態——34.0%的受訪者經常產生焦慮情緒，62.9%的人偶爾焦慮，只有0.8%的人表示從來沒有焦慮過。治療心理疾病——找精神健康網

　　所謂社會焦慮，是指由社會中的不確定因素而在民眾中產生的壓抑、不滿、非理性沖動等緊張心理，這種心理狀態如果從變走向質變，就會形成社會張力，最終以社會沖突或其他方式釋放出來。很顯然，要舒緩和撫慰社會性焦慮，只依靠個人調節和心理輔導遠遠不夠，而更應該從政治、經濟等高度來努力。比如說，“大學生焦慮找工作”，這種“心理緊張”，通過個人的自我安慰或情緒發泄作用就十分有限，最終還得回到社會決策上來。

　　制度化的渠道才是減弱社會焦慮的首要“安全閥”。武漢大學康均心教授曾撰文指出，社會安全閥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社會保障機制，即擴大失業、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的覆蓋率;上下溝通機制，應建立群眾利益表達、意見反映的正常渠道;第三方調停機制，即實現政企分開，減少政府成為沖突對象的可能性;分配調節機制，以此保證大多數人的利益;沖突制度化機制，通過法律手段，在可控制的范圍內容忍沖突的發生。

　　無論是對收入差距拉大的焦慮，對法制不健全的焦慮，還是對公共安全和社會快速變遷的焦慮，這些焦慮都有明確的指向，也都具備一定的普遍性。社會焦慮作為民眾內心的不安全感，雖然未付諸行動，可是，普遍的、長期的社會焦慮如同大量微不足道的小白蟻，會漸漸破壞社會和民族的凝聚力，損害社會的價值系統和評判機制，甚至吞噬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對于社會焦慮，我們應該把它當成一個社會問題來解決。在社會沖突理論中，中產階層一直被看作為最穩定的社會力量，是社會的緩沖帶。因此，緩解社會焦慮，應著重培育中間階層，并引導他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以此來預留社會政策的調整空間，緩解上、下兩層的緊張沖突。通過對社會焦慮的認識，我們必須警惕民眾的這種普遍挫折感，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以開放的態度、務實的作風和卓有遠見勇氣來緩解社會性焦慮，避免社會沖突，為時還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