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銀河，著名社會學家和性學家，要說性學，我覺得學了精神分析就不必再看什么性學了，說到底，精神分析學和所謂性學完全是兩碼事，但我很難想像在弗洛伊德之后誰還能在性方面有驚世駭俗之說，偏偏就有金賽性學的大部頭著作，想到有人竟卡秒表計算性交時間就覺得無趣，下載到電腦上幾年了也難得去看它。

　　幾年前曾看到李銀河的幾本性社會學的研究著作在社會上流行，沒有看，最近一段時間頻頻看到李銀河在電視上和網上亮相，今日無事也來湊個熱鬧。

　　李銀河似乎領引著一種主流社會排斥的性的“前衛”觀念，常有驚人之說，一切主流社會排斥的亂倫、一夜情、亂交、嫖娼、同性戀在她看來都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李銀河試圖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為我們描繪出了這個一向被倫理、被道貌岸然牽連得無比沉重的國度在世紀之交的一幅因冒進和守舊的張力而顯得無比生動的性學圖景。

　　和20多年前相比，中國人的婚姻、中國人的性、中國人在飲食男女上的觀念，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中國人的愛也獲得了極大的豐富。無論超前的性愛冒險家，還是恪守古老倫理的人，他們都用各取其尺度的性和愛，丈量出了這段歷史的深刻變遷。

　　她在各種媒體上頻頻亮相，呼吁社會對亂倫、一夜情、亂交、嫖娼、同性戀給與更多的同情和關注。但當人們問她有沒有一夜情時她否認了，有人問她是不是同性戀，她回答沒有這方面的訴求。

　　她可能說的是實話，或者更應該說沒有這方面的經歷，訴求是有的，可能僅止于想像而已，一夜情多屬于年輕人，很難想像李銀河這樣的公眾人物和某位男人和女人去賓館開房，即便她這方面鬧得最響，如果有她也得化妝一番，但這樣做是太危險了，即便是有一些專供富婆發泄的私密場所，但很難確保對方因為李專家的名氣趁機敲詐，壞了一世名聲，是要壞名聲的。

　　李銀河非常清楚，這方面李銀河就像某些道貌岸然的官僚一樣，扶貧會、八榮八恥會開完了就去酒店按摸嫖娼，當然性學專家是反的，嘴上說得熱鬧，多半不會背后今天和這個男人脫褲子，明天又撩那個女人的裙子，你再開放，也是說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這是要分開的。

　　木子美就算極端了，在網上大談自己睡了多少男人，但須知思想特別是以文字這樣載體來表達時就會產生分離，思想的破壞性古人們是很清楚的，特別是文字這樣的載體，成都大慈祠門口就有這樣的焚字爐，專門來對付文字泛濫的，木子美這種人充其量在網上發表自己的想像的性生活，但不可能在媒體面前用口說出來，這是肯定的，李銀河當然也不例外，畢竟歲數也有一大把了。

　　那么李銀河這樣的性學專家性生活是怎樣的，也許她最多是手淫而已，這畢竟是猜測，只要一談到自己的性生活她是一字不漏，但我估計她和其它人之間互動的性生活是沒有的，因為現在狗子隊太厲害了，不可能沒有風聲。那么李性學專家如何滿足自己陰道的吶喊呢，畢竟守寡這么多年了。

　　其實公平地說，的確有些人沒有一般人那種科學上認為的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要發泄的固定模式，他或她可以長年累月沒有那種我們理解的那種性生活，這就涉及到了精神分析學所謂性的升華一說。

　　弗洛伊德認為，我們的所謂的文明成就都是性壓抑的結果，是性的升華，就像我們常在電視電影里看到的一樣，某一位男人或女人情欲受到抑制就猛劈木頭或喝酒一樣，通過對夢的分析，個人生活的每一細節無不是充滿自我中心、性欲求和對他人的攻擊，作為對精神分析學深化的微精神分析學的研究證明，人的存在以三大活動為中心：夢、過激、性，也就是說人的舉手投足無不是為自我欺騙、攻擊、性所決定。

　　在微精神分析過程中這一日常活動最基質的三大活動就會直接還原表現出來，換句話說，人的日常生活就是無意識的罪惡生活，神經癥的誕生就是無意識地對道德生活的想往和對罪惡生活排斥所致，所以在西方的某些極端宗教組織總在宣揚末世論：

　　上帝將對這個罪惡的世界施以雷霆一擊，所以東方的宗教總是教導人們無為，停止一切活動來聆聽內心的吁求，這種罪惡感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表現出來，當人們有了大災難和重病時總會問自己究竟我做了什么要受這樣的罪，前幾年《死亡日記》的作者在自己得了肺癌時就發現幾乎所有的癌癥患者和自己一樣一聽到自己得了癌癥總是第一反應就是問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得這樣的絕癥。

　　雞雞幾天不日人就要鬧、嘴幾天沒有煙酒就要慌，日常生活里充滿強迫性重復，由于死亡沖動的催逼力，性和過激總是使人以自己慣有的方式釋放壓力，向外貫注力高的人相對說就容易把壓力釋放到社會相對認同對象上，壓力最方便的方式就是通過身體的渠道發泄，越是依賴于此的人社會行動能力相對較低，所以法國人說“性交是窮人的晚飯”，但話又說回來什么東西不是“性”的?

　　這種認識在集體語言中早就存在，比如說人們常說話多的人是P話多，說事多是P事多并非空穴來風，精神分析不過將此理論化而已。

　　李銀河對主流社會排斥的性方式有點過于熱情了，她自以為是給中國這樣壓抑社會帶來革命性新觀念的普羅米修斯，要解放中國人的被壓抑的欲望，要使我們這個社會各種性的方式并存：賣淫的、集體亂交Party的、亂倫、戀童癖、多邊戀、換妻會、同性戀、人獸戀等等，出席各種與性有關的集會，發表各種聽起來驚世駭俗的言論。

　　最近在南京終于引起軒然大波，在七夕這樣的關于愛情的講座上談集體亂交，我看江蘇電視臺也是吃飽了，請李銀河這樣的人講牛郎織女式的愛情!聽一個已近暮年的寡婦如此熱情談亂交的合理性當然會使人覺得滑稽。

　　就李銀河的角度講，我看這個社會對性的態度是夠開放的了，派出所對面就是妓院，美發店順便賣淫，八十年代初高級飯店賣淫就公開化，前一陣子電視上講在農村辦喪葬也要請脫衣舞女助興，李銀河還不滿意，她的意思是我們要像她一樣要把這些事看成是正常的，完全不必大驚小怪，如果照她的看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對世界的認識，她又何必勸人們要像她一樣呢，又何必指責：“中國人哪，我在為你們各種各樣隱秘的欲望辯護啊。

　　可是，這個辯護引起了一陣歇斯底里”。她提交同性戀合法化的提案就是她開放，別人不同意就是因為黑暗心理的壓抑，這種看法真是有點歇斯底里了，如此而言美國這樣對李銀河來說是最開放的社會對克林頓的風流韻事大動干戈甚至動用聽證會又怎么說，其妻希拉里更是不可理喻的排斥性開放的最傳統守舊的女人了。

　　現在有個共識的誤區，就是在性方面和改革以前比開放多了，有了更豐富多彩的樣式，一般人這樣說還能理解，但對于暗自把自己比著中國的福科的李銀河這樣看就成問題了，其關鍵是李銀河好像對性和壓抑的性質沒有弄清楚，我們看她的這一段：“壓抑是文明不得不付的代價。沒有壓抑人就無法相處。但是我堅信，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是一個壓抑較少的社會;一個不合理的社會是一個壓抑較多的社會。中國現在就屬于壓抑太多的社會，許多人的欲望受到壓抑。”

　　我們知道，所謂壓抑是文明不得不付的代價，沒有壓抑人就無法相處，這是典型的精神分析學的理論，但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是一個壓抑較少的社會聽起來就有點語無倫次了，越文明越壓抑，壓抑較少的社會必然是較不那么文明的社會，精神分析的壓抑學說是在個體發生學的意義上講的，當西方馬克思主義把精神分析引入社會領域時完全是對西方的文明的嚴厲批判。

　　而李銀河則在意識形態或者社會學的角度講壓抑的，對于李銀河這樣的有個案研究的學者應該知道，壓抑是個體的體驗，這和個體的特質有關，作為社會學者，應該關注到這種特質相對于環境來說決定壓抑的程度，比如一個女性化的男人在一伙搬運工中就可能覺得壓抑，但在美發店里相對就感覺好得多，但什么因素決定這個人在什么地方呢，他為甚么不去美發店而要呆在搬運工之間呢，但我們不能因此說搬運工社會是壓抑的社會，而美發店是開放寬容的社會。

　　李銀河至少沒弄請楚所謂精神分析的文明源于壓抑的理淪，壓抑實際上是個人應該體驗到的存在的真相，而并非是沒有雞巴洞洞要鬧，而且性欲的產生和釋放方式本身就是屈服于壓抑的結果，因為壓力無從釋放必然要在肉體層次上排泄，但誰會以為性欲的產生是自己的精神沖動被壓制的后果呢。

　　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社會遠比二十三十年前壓抑，物質文明極大的豐富必然帶來人精神世界的貶低，這種現象曾被凱恩斯注意和憂慮，這種現象早在馬克思著作里就有預見，我們可以從修行者對物質的排斥和幻覺中的對象演變推知到這種現象的必然性，一定要有對象出現但又要不被其控制，對象的確立必然要導致主體的空。

　　但這是一種理想的狀態，更多的人為逃避這種空也就是自我否定表現出了性的極度膨漲和對社會的攻擊，比如最近美國抓住的摩門教主，對于一般人來說就是對物質的極度需求，這就導致了人的精神極度簡化，整個社會被強迫癥控制，每個人都在像上帝一樣給每個東西命名，沒有某一件有名東西在人前就抬不起頭。

　　社會道德的退化導致性欲滿足方式的向兒童性態的退化，這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耳聞目睹的各種性的樣式越來越“豐富”，兒童的欲求我們知道是立時滿足和喧嘩，因為兒童不能用語言來表達自己更深的吁求，這也是精神分析的基石之一，兒童只能用身體和喧嘩來表達自己，于是各種食物和娛樂應運而生。

　　對真實的聲音和低頻噪音的需求表明我們這個社會更加排斥他人和更靠近了子宮，而子宮是人的最初級大殺場，因此集體過激以低齡犯罪和廣泛的恐怖襲擊越來逼近我們的社會，既然我們知道過激場面是修行者精神演變的必然過程。

　　那么在人類社會，戰爭也是以集體方式回歸的終極目標，我們知道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個人必然要相對和集體無意識結合才能相對得到解放，那么可預見的將來人對戰爭的渴望會在集體的形式上表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在無意識中開始進行逃亡，而性就是最好的方式，短促的性交顯然不能滿足這種義務。

　　性從歷史和未來的縱線中抽身出來向橫切面漫延，簡化成純粹的雞巴和陰道的關系，這就導致了急劇的貪婪與妄想，而這種貪婪和妄想的程度根本無法使人合諧相處，這里只有生殖器，于是一夜情誕生。

　　其實李銀河說公共價值觀排斥的這些邊緣社會性的方式早就存在，人們早已見慣不驚，李銀河如此熱心的竟是要把其合法化，要人們改變看法，甚至用西方的亂交私人聚會來攻擊社會太專制缺乏對人性的理解，這個經常出國的寡婦看來對西方社會一點也不了解。

　　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講西方社會更講究傳統的價值觀，比如天主教反對離婚，比如崇尚對上帝的服從周末不上班、比如對古建筑的保護，但李銀河看到就是亂交會、同性戀多邊戀、亂倫等，我只能說這個老寡婦有點猴急了。

　　想想這個場景，一個近退休的守寡多年婦女守著一大空房，看著別人家兩代或三代同堂會是什么滋味，特別是在年關的感覺，我們在她的言論中明顯看到她對傳統社會的敵視和破壞欲，她的這種被排斥感投射到了性的邊緣群體，通過對社會的埋怨和指責，要求社會改變和關注對邊緣群體的關注來掩飾她對社會的憤恨和渴求，這種敵意使她無法認同牛郎織女式的忠貞愛情，就連她自己的傳奇式的愛情也無法正視，所以才有江蘇電視臺上的奇談怪論，從某種跡象看已經有些緊急的情況在顯現。

　　從精神分析個案研究發現，性的滿足并不僅僅通過生殖器，也通過其他渠道來滿足，比如較正面的對事業的無休止的追求，也可以通過對煙酒緊急需求來滿足，或者像婦女通過陰道炎癥和瘙癢、象征性極強的子宮癌，我們最好把性欲看成是日常的行為就好理解它的強制的習慣性。

　　在精神分析中性欲甚至可以通過暴力來實現滿足，它的彌散形式就是虐待與被虐待狂，當這種暴力完全無意識化時，人是無法相對的，因此在電視講座上她要求采取現在已少有的遞紙條的方法，在李銀河那里性欲的緊急吁求就變成了對社會公認價值觀的敵視和對邊緣人群的關注。

　　對外界的攻擊甚至使她無法正視對外界的有益互動，“比如，當攝影師提出給她拍照：作為女士，她還是撣了撣衣襟——一件顏色圖案剪裁全都模糊一團的布衫，喜盈盈地抿抿嘴，說，哈，趕巧兒，昨兒剛做了發型，今兒個還化妝了。她的這個“發型”，應該是指她那智慧的腦袋上油光光疑似假發的蘑菇云;她的這個“化妝”，可能是指涂了一個邊緣很不整齊的鮮紅的口紅”。

　　其實為照像預先化化妝，把發型弄一下也無可厚非，完全正常，何必是趕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