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巧，6月中旬我要到H省出差，行前我向小白索要了小梅的電話號碼。抵達H省，我便給小梅去電話。小梅說，阿嬌的去世使她受到強烈刺激，一度每日只能恍恍惚惚睡兩三小時。她曾向當地廣播電臺心理健康節目主持人求助，對方協助她聯系到從事有關工作的某醫科大學副教授張女士。張已與她談話，并建議她上班。她在阿嬌去世一周后開始上班，目前心理狀況略好轉。電話中，小梅嗚咽著說：“我不明白……她……怎么這么傻……會這樣？……我希望這樣的悲劇再也不要發生了。"在H省開會期間，我與早已熟識的張副教授交流了有關小梅的信息，并連續兩晚與小梅見面。初見時，有H省防艾民間組織的數位人士在座。第二次談話，有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專家李東民先生等在座。

　　小梅和阿嬌的敵事

　　小梅，24歲，中等個兒，短發，著中性服裝，穿平底鞋，有幾分像結實的小伙。小梅說話甚少，幾乎是不問不答。她說，自己以往性格開朗，阿嬌的去世使她話少了。小梅說，她自小喜歡男孩游戲，從不穿裙子和高跟鞋，但又留、心保護“小女生"。隨后，她講起了自己和阿嬌的故事。

　　我15歲進了體校。當時我文化課差，一個師兄介紹我認識了阿嬌，請她幫我補習文化課。她比我大4歲，家里就她一個孩子。那時我和她都不知道什么是“拉拉"。我們逐漸成了好朋友。‘大概過了兩年多，哪天我見不到她，她見不到我，我們都覺得渾身不自在。’2002年夏天，阿嬌的同事邀她出去吃飯。我也很想去，可阿嬌不帶我去。我生氣自己走了，她給我電話我也不接。。后來她給我發短信，我忍不住去找她了。那時我心里已明白喜歡她也離不開她了。那天見面，我們很激動，就在那天確定了關系。

　　那之前，我認識了一位拉拉朋友。那個朋友是我同學的姐姐，她是T，我看出來了，因為她有點像我。我問她是不是拉拉，她承認了。‘當時她與即將結婚的同性伴侶分手不久，正準備出國。她把房子留下，讓我和阿嬌住。這樣，我和阿嬌就開始了同居生活。我們一直住到2006年秋天，那房子拆遷，我們搬了出來。2006年圣誕節前，阿嬌父母發現了這件事，阻止我和阿嬌來往，把她軟禁在家里，’我無法聯系到她。阿嬌的堂妹比阿嬌小兩歲，是搞藝術的，知道我和阿嬌的關系，也理解我們。有事時她堂妹能幫一下我們。

　　阿嬌的父親很霸道。阿嬌說過：

　　“如果我們的事被我父親知道。，后果不堪設想。"2007年初。她被軟禁后，家里逼她相親，無奈之下她答應與那個男人見面，重新有了自由。阿嬌告訴我，她實在沒辦法，年底要與那個男人結婚。我曾提出和阿嬌一起離開這個城市。她不愿意走，怕父母因此傷心難過，因為她母親有嚴重的糖尿病，經不起這種打擊。

　　阿嬌和我見面的事還是讓她父親發現了，我們失去了聯系。不久，她的堂妹發來短信說，阿嬌被送到鄉下軟禁起來了，結果阿嬌開始不吃不喝，一天晚上割腕自殺，。身邊留下了一份遺書，是她的堂妹把遺書交給我的。前幾天我給她堂妹打電話。她堂妹說，出事后，阿嬌的母親糖尿病發作，住院了，阿嬌的父親很后悔，說“早知道這個樣，還不如成全她倆”。

　　網上說，北京有個團伙專殺我們這樣的人，不知真假。我想問：我們只是選擇的愛的對象不同，我們沒有什么錯啊！你能愛，我也要愛，只是我們愛的是同性。我想知道，我們這樣的人什么時候能得到平等？我們不求什么，只想求個平等。我不想再看到家長這樣反對我們。

　　旁白：這是與小梅第二次見面時她的陳述，我同步記錄。因為受到精神刺激，小梅的敘說順序有些混亂，我重新進行了整理。談話中，因為擔心過分觸痛小梅，我未問及小梅所知的阿嬌自殺現場情況。

　　類似的悲傷事

　　與我通信的同性愛者中，數人最終自殺。一些通信者和同我見過面的同性愛者，在信中或交流時。曾講到周。圍同性愛者自殺的狀況。那些自殺者均為男子，自殺方式包括上吊、跳樓、觸電、臥軌、用煤氣、服毒等。阿嬌是例外，采用的是割腕方式。

　　寫作本文過程中，青島康先生向我咨詢，他有位好友的女兒愛上了女孩，好友非常焦慮。女孩高中時，家人給她整理房間，無意中發現她給另一女孩寫的情書。康先生勸好友找專家咨詢。好友說：

　　“可不敢找心理醫生。我知道這個事已經不是病了，醫生都這么說。一旦讓女兒咨詢，醫生就會支持她，那就更不得了了！現在還不敢逼她，一逼她就出走。已經出走兩次了，好不容易才找回來。我得想辦法，一點點讓她變過來。”康先生也為好友的做法擔心：靠這種辦法管得了一時，管不住一世，等她上了大學，走向社會，還怎么管？

　　數年前，河南幾家報紙報道過一樁案件。該省某中等城市一法官之女是同性愛者，她與另一女孩相戀。兩女孩不顧那父親的威脅，‘不離不棄，堅持同居。那父親見百計無效，于是雇人“解決問題”。受雇的三男子綁架了與法官之女同居的女孩，先是輪奸，。而后將她勒死。那起罪案的惡劣與殘忍，遠超出同性愛者因不堪家庭和社會壓力自殺的事件。

　　意外的“尾巴”

　　第二次與小梅分手前，我同她單獨在路邊交談了兩三分鐘。街燈下，她眼中淚光閃動。她講到父親的病、自己收入的微薄和家中窘境。我自十余年前開始，向遭遇特殊困難的同性愛者提供物質幫助，此次自然又是如此。翌日，我返回青島。根據工作常規，因為小梅沒有找我，我未再與她聯系。但回青島后，我告知很善良的張副教授和H省同樣善良的民間組織成員，請她和他們繼續幫助小梅。

　　完成“絕筆”前幾部分文字后約十天，我收到張副教授與H省青年人的信，講述了新發生的一些事。雖然張副教授主動與小梅幾次聯系，但她未再出現；而小梅向H省民間組織多位成員分別私下借錢，共借了兩千多元錢，卻毫無還錢跡象。小梅的行為使人們疑竇叢生。。查閱衛生統計部門和殯儀館有關記錄發現，在所謂阿嬌自殺之日那段時間，H省省會并無阿嬌的死亡記錄和火化記錄……

　　是否真有阿嬌其人？小梅所言有幾分真實？是否由于某種原因，小梅講述的事發生于他地而非H省省會？還是小梅為了獲取金錢，于是炮制出阿嬌的故事？應怎樣看待小梅后來的行為？……。如此種種，怕是至少相當長時間內無法知道答案了。

　　小梅的故事盡管迷霧重重，但也給了我們從人性的角度去審視每個社會族群的契機。無論是同性戀也好，還是異性戀也好，族群里都可能有善與惡、真與假、美與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