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財富沒有暴富的指望，他們的職業沒有收工的暫停鍵，他們的階層待遇沒有確定的法律保障。他們一步一步向上爬，風光的物質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職業壓力，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感。

　　雅虎今年通過30萬份有效調查數據，描繪出了一幅普遍中國人眼中的中產者圖譜：月收入在萬元以上；開標致307或奧迪A4轎車；住明星樓盤；用IBM、索尼、三星等筆記本電腦辦公；用索愛、摩托羅拉、諾基亞的高級手機；經常出入五星級豪華酒店；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長城卡這樣的銀行卡刷卡消費；向往的旅游地點是“法國、東南亞以及東部非洲”等等。

　　他們是有產者，比大多數人物質更豐裕，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他們的財富沒有暴富的指望，他們的職業沒有收工的暫停鍵，他們的階層待遇沒有確定的法律保障。他們一步一步向上爬，風光的物質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職業壓力，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感。在上行的中國社會里，他們是抓住了機會的人；他們的煩惱，也折射著中國發展青春期和中國法治青春期的煩惱。基于中國中產階層的定義存在爭議，你不確定他們是誰，但你能感受到他們的焦慮。

　　之一 社會轉軌期的仇富替罪羊

　　仇富是偏狹的想法，但仇富心態在發展不均衡的中國仍有土壤。每一個富豪的倒下，都引來整個社會的“痛打落水狗”。當社會的仇富意識抬頭，客觀需要更多的中產者作為保持社會穩定心理的杠桿。有理論認為，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超過30%，這個社會就會相對穩定；超過40%，就達到穩定期。中國現在的中產階層是一根脆弱的杠桿。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局長何挺曾透露，2004年全國綁架案立案3863起，綁架對象主要是比較富裕的企業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學生。但富豪們可以請保鏢，可以住進保證私密性的豪宅別墅，而中產沒條件。擁有產業和一定財富的中產在對被搶劫、被偷盜和成為罪犯目標的擔憂中，存在對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恐懼；另一方面，他們對自身的經濟地位同樣具有危機感，甚至自身亦存在仇富心理。中產者需要在評估自身的安全指數中尋找對自我的認同。某天，在打開日本產的汽車車門，站在中高檔公寓門口時，某個中產階層的大腦中極可能掠過一個問題：“我比周圍的人都安全嗎？”

　　之二 沒有房東只當租戶的“有產階級”

　　中產階層像葛朗臺重視金幣般重視他們手中的房產和愛車，并認為這兩樣東西絕對關乎中產生活的所有權。對此，法律是否予以他們保障？由以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機動車負全責”對車主可能造成的負擔，到最近房屋所有權的“70大限”的熱議、《物權法》草案的公布，一次次風吹草動，觸動著這些中產者敏感的神經。

　　中國現行法律規定居住用地使用權的最高期限是70年。成都大學工商管理系教師王怡說，在目前的地權制度下，不過是“每個人都暫住在中國，擁有一個共同的房東”，而這個房東就是國家。2005年7月10日，《物權法》，這個我國第12部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的法律草案，對中產者最關心的“70大限”問題給出了一個相關答案。根據草案的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期滿前，住房有望被原使用者續期使用。但1994年《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規定，國家對于個人使用的土地有無償收回的權力。如果不申請續期，當土地被國家收回的時候，國家只能把地上房屋一并收走，而過后對土地上的房屋是否作補償則未作規定，物權法草案對此亦保持沉默。這種法律上的沉默，可能為侵犯私人財產權留下了隱患。

　　有了好車，但碰上了交通事故可要負上比行人更大的責任；有了好房子，卻要擔心法律上房產權能否得到保障。在法律制度不斷完善而缺陷仍然存在的現實下，多賺點“金幣”才能消彌葛朗臺們心中隱隱約約的不安感。

　　之三 工作狂變成了過勞死

　　廣州一地產公司的設計部主管阿富，每天在電腦前工作超過15小時，他的口頭禪是：“一天不工作，我覺得就會被世界拋棄。”中國式的中產階層薪水不斷升級，卻沒時間享受生活。他們從來不把體力透支當一回事，渾身無力、容易疲倦、思想渙散、腰椎勞損等等如家常便飯。“30歲的脖子60歲的頸椎”，成為中產階層工作狂的寫照。包括教師、記者、研究人員等職業的中產者總有職業病，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每況愈下。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令部分中產階層的壓力無法排遣，造成了嚴重的心理枯竭，抑郁癥、自殺早就不是新聞，自我期許與競爭意識到頭來反刃自傷。中產階層總是感覺沒有人分擔他們的所思所慮。

　　唯有拼命工作，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能保證自己的樓、自己的車能夠繼續供下去，才能保證孩子的學費甚至將來能出國留學，才能保證負擔起家中老人患病、住院等的高昂醫療費。在工作、家庭的重重壓力下，最不幸的結果是，一個中產者先是變成了一個工作狂，然后變成了一個精神病患者，或者一個“過勞模”。

　　之四 職場如戰場的晉升壓力

　　面對競爭壓力，中產者要保護自己的地位和薪水不要失去，否則一切風光霽月將成為過去，自己難免成為社會的又一個新貧族。這種心理正給中產者造成心理上的負擔。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據對31875名不同職業人士的調查數據統計分析，列出了一個“職業壓力排行榜”，發現中層管理人員的壓力指數高居榜首。壓力分數從高到低依次是：管理中層為80分；經理層為75分；教職員工為75分；一般管理技術人員為72分；醫務工作者為68分；社區人員為68分；下崗人員為68分；礦工為60分；一般企業工人為59分。其中，中層管理者的社會環境、個人成就和社會支持壓力排名并列第一。處于事業上升期的中層管理者們既要承擔如何提高業績表現的壓力，又要承擔著調動整個團隊、協調眾人工作任務的壓力，還要承擔子女撫養和復雜的人際關系的壓力，諸多重擔壓在身上，難怪人們看到他們大都是一臉嚴肅的保守派。

　　面對各種壓力和前途危機，“再學習”成為了部分中產階層的共識。從1991年中國9所高校開始正式招收MBA新生起，MBA在短短的10余年內迅猛發展，無數具有危機感的中產階層選擇將MBA作為自己的一個戰場和跳板。在雙休日，總有中產者的高級轎車密密麻麻停在大學校園的林蔭道上。

　　之五 從小資情調跌入機械生活

　　當小資肚皮發福變成中產后，他百分之九十會失去和“飛”有關的小資青春期，成為企業的螺絲釘，是可替換的零件。藝術家艾未未認為中產階層的生活最無聊，就像一個既定程序——打工、掙錢、周末拼命消費。擔心房子、汽車、醫療保險、納稅，追求品牌、追求時尚，成為進入社會的標志。艾未未說：“這是一種不自信。”

　　中產階層為了防止自己在社會流動中滑落下層階級，不得不用炫耀性的消費維護自己現有的生活方式和名譽地位。在他們不斷努力工作得到所需，然后炫耀他們的優越感，然后又為之努力工作的循環下，部分人內心的空虛和焦慮已然吞沒了他們人生出發的原點。漸漸失去理想的他們，白天高效為勞動契約勤奮工作，自私冷漠，缺失社會關懷和道德激情；晚上則成為尋求感官刺激的城市動物，在俱樂部、酒吧流連。每個夜晚，城市中產者的靈魂在機械生活暫時結束后，就不安地作出空虛的飄蕩。

　　之六 時尚攀比成為階層壓迫

　　學者郁方在《中國的中產階層與他們的消費文化》一文中認定，奢侈消費與炫耀性消費的享樂主義文化已經在中國的中產階層中蔓延。《格調》、《中產階層必讀》等暢銷書或文章用昂貴的酒、高級的甜心巧克力、精致的服裝勾勒出了中產者的貴族形象。中國傳統量入為出的觀念被新的適度的奢侈、理性的透支觀念取代。中國中產階層群體開始關注流行時尚、品牌、品位，并讓這種消費觀念最后形成了一種物質和地位的攀比。

　　“我們正活在一個貪婪是好的時代”成為一句口號，限量版勞力士帶上手腕，軒尼詩如開水般消耗，LV手袋總是吊在手上，奢侈之風蔓延在富裕的中產者之間。只是不知不覺中，這種時尚的攀比，漸漸剝奪了中產者原本的面目。為了比別人有更加光鮮的臉面，他們對物質產生了更迫切的渴求，花掉了更多的心思，也因此換來了更大的焦慮。

　　之七 小本生意的患得患失

　　中產階層的投資熱點主要集中在股票、商業、服務業和房地產。而與其他階層投資不同的是，他們還注重教育投資和收藏投資。他們比富豪們更難貸到銀行的錢，只是用他們的原始積累來投資，要么慢慢增值，要么血本無歸。1990年代初，中產階層對投資房地產產生了極大的熱情。但1993年國家調控政策一出，很多曾經風光的中產者賠了本，從此變得一蹶不振。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中產輸不起，最怕打回貧困的原形。因此，理財比投資更適合他們保守的風格和脆弱的資本，買保險和債券，以房養房之類的理財相對安全。

　　之八 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頂梁柱

　　中產要供樓。2005年2月，溫州每平方米商品房平均房價9278元，上海8627元，杭州7210元，北京6232元，深圳6037元，廣州5660元。今年1到6月份，全國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同比上漲10.1%。中產要養車。自6月25日起，將汽、柴油出廠價格每噸分別提高200元和150元，零售中準價格按出廠價調整幅度等額提高。 “每次在加油站，看著顯示屏上跳動的錢數，我的心跳也隨之加速”成了中產者的流行語。

　　中產要撫養孩子。“連續數年，多項關于城鄉居民儲蓄目的調查中，子女教育費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過養老與住房。”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培林在《2005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指出了這一“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有報告稱，從直接經濟成本看，0到16歲孩子的撫養總成本將達到25萬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則高達48萬元。因為1996年高等教育產業化以后，高校的學費一直水漲船高。

　　中產階層不少已經步入中年，還負擔家庭的醫療、飲食、娛樂等各種不斷上升的成本。和草根階層不同，中產階層在住房、汽車、生活方面追求更為舒適和精致，在子女教育方面更為苛求完美，恨不得子女一出生就通曉8國語言。中產階層上漲的工資永遠追不及中產生活上漲的價格。

　　之九 龐大弱勢群體須關懷

　　收入較高、具備一定社會地位、擁有知識和文化的中產階層，能夠在慈善公益、維護道德、扶助弱勢群體、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貢獻力量。目前，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城鎮失業下崗者中的貧困人口、受災人口、殘疾人等需要社會救助的人口超過總人口的10%。慈善事業是繼工資、社會福利和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會大分配”，中產者通過捐贈需要幫助的人，可以縮小社會由于貧富差距帶來的矛盾，但在我國工商行政部門注冊的1000萬家企業中，僅有10萬家曾經為慈善事業捐過款物，99%的企業從未有過慈善捐助記錄。在企業中，不少中產階層對捐款的行為并不感冒：一方面，國內一些慈善機構的透明度受到他們懷疑，受到輿論影響，他們擔心捐款落不到實處；另一方面，不少人更關心的是自身事業的發展，對慈善行為缺乏熱情，對社會有一種冷漠感，把捐款等社會義務看作一種煩惱和焦慮。

　　之十 利益集團霸王條款的受害者

　　1960年，科斯寫了《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他從整個國民經濟出發，把社會成本定義為“一切涉及社會個別成員和集團的負擔、損失、痛苦、犧牲或辛苦的現象”。額外社會成本體現在中產階層的家庭里，最明顯的是教育。教育學家楊東平認為，政府應該增加教育投入，不應將教育成本過多轉移給家庭，因為這無疑增加了每個家庭額外的社會成本。

　　孩子的教育不是中產階層唯一的額外社會成本。中產階層不少人都經歷過部分權力部門行政壟斷、權力尋租或非法行為的侵害。有的時候，他們不得不通過“走后門”來獲得某些機會與方便，通過非正當的途徑來獲得發展的機會。由于社會體制上的漏洞或行政上的監督不力，造成了他們在辦一件事情的時候，必須在程序之外，付出更多額外的社會成本。盡管他們可能由此獲得財富，但部分額外社會成本也對他們得到的財富進行了消解。 除此之外，在中產階層的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汽車路橋費、房產交易中的霸王條款、旅游過程中的合同陷阱，由于一些部門和單位的違規操作，額外的社會成本很容易落在他們頭上。要知道，這些落在中國中產階層肩膀上的額外負擔，或許數額不多，但分量可是一點都不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