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和女性比例失衡的情況有很長時間了。大齡未婚的人現在也越來越多，在生活中可能因為種種因素導致人們在可婚的年齡沒有結婚，就說明他們對婚姻是有著自己的需要和心理高度的。其實在男女比例這樣的情況下，剩女被自己剩下，而剩男最悲催他們是被篩剩下的。

　　有專家預計，到2020年左右，適婚男性將比女性多3000萬人左右。農村女童的受教育權問題、婚姻擠壓下的剩男剩女問題、案件審理時婦女可能被“污名化”的問題等，都成為委員關注的焦點。

　　剩女不是問題，剩男才是真問題

　　“性別比例嚴重失調值得憂慮。”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學所前所長景天魁表示，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算起，我國男女出生性別比偏離正常值域、居高不下已有20多年，成為世界上失常程度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

　　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7，個別省份超過130，農村失調程度更為嚴重。有專家預計，到2020年，20~45歲的適婚男性將比女性多3000萬人左右。如果過高的出生性別比得不到糾正，我國將有數千萬大齡男青年找不到配偶。

　　3000萬剩男會產生哪些社會問題?景天魁一針見血地說，這將嚴重影響社會秩序，一方面有可能進一步滋生買賣婚姻、拐賣人口、性犯罪等現象;同時，當社會有一大批適婚人口游離于正常婚姻家庭生活之外時，婚外戀、婚外性關系的現象很可能加劇。

　　“剩女是個偽問題，剩男是個大問題。”北大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說，剩女多是主動選擇的結果，剩男則更多是條件所限的被動結果。男性適婚人口絕對過剩，他們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卻又無法通過正常途徑滿足，這樣一個被社會遺忘的底層大眾，若沒有必要的“安全閥”，必定帶來巨大的負面沖擊。實際上，近年來頻發的群眾暴力事件背后，往往有“剩男”的影子。

　　當適婚男性人口絕對過剩，婚姻擠壓現象會越來越嚴重。景天魁表示，“剩男”的基本特征是自身經濟、文化資源處于劣勢，多處于婚配中的被動和劣勢地位。這些找不到配偶的適婚男性，限于劣勢地位，沒有話語權，但不表示問題不存在，他們更需要關注。

　　女童往往會被“犧牲”

　　“農村女孩子的教育問題怎么重視都不為過。”全國政協委員、湖南師范大學教授湯素蘭言辭懇切地說。作為一級作家，幾年前她曾到陜北去體驗生活，后來完成了紀實文學作品《陜北女娃》，刻畫了28個農村女孩子的生活狀態。“農村有政策，頭胎是女娃的家庭可以要二胎，頭胎是男娃的就不能再要了，所以很多女孩都有弟弟妹妹，這無疑會影響到她們接受教育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貧困山區尚有少數文盲存在，而女性文盲占文盲總數的2/3以上;失學兒童中，女童約占2/3。湯素蘭告訴記者，由于男尊女卑思想，有些一子一女的家庭經濟困難時，便會讓女孩休學，全力供養男孩。甚至在只有女孩的家庭，一些傳統的父母也認為女孩不會有出息，不應該花錢上學而應該幫家里干活，然后早早嫁出去。“女孩子往往是被犧牲掉的那個”。

　　“我就碰到過從甘肅來北京打工的小保姆，都20歲了，沒有上過學，完全不識字。她連老人吃藥的藥名都認不全，根本不可能在城市里立足。”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趙園憂心忡忡地說。她還擔心，即使她們上了學，但是不能像城里孩子一樣得到優勢資源和工作機會，無法真正融入城市。

　　趙園發現，我國的女性教育正出現兩種極端：一方面，農村失學女童現象難見大改觀，另一方面，城市里受過高等教育女性比例越來越大。“在城市里的大學、研究機構，尤其是人文社會學科，女性研究生的比例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農業廳副廳長程萍解釋說，現在的女性非常聰明和勤奮，在考研和公務員考試中競爭力很強。

　　女性在就業時仍遭遇歧視待遇，部分單位招聘時會優先考慮男性。

　　嚴重家暴案件，應當提起公訴

　　如何在法律上更好地保障婦女權利，也成為政協委員關心的議題。此次人大會議將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農工黨中央提交提案，建議本次刑事訴訟法在修訂過程中更加注重保護婦女權利。

　　據介紹，在性騷擾和性侵犯案件中，各種關于以往性生活經歷或評價的證據，往往會讓婦女承擔“污名化”的壓力，而案件的公開審理，往往讓被害婦女遭到二次傷害。另外，在附帶的民事索賠中，被害婦女在性侵犯案件中難以得到實質性補償。

　　該提案建議，將遭受毆打、虐待等家庭暴力行為的受害婦女納入法律援助范圍，規定使用器械、情節嚴重的家暴現象作為公訴案件辦理。

　　此外，在處理強奸罪、嫖宿幼女罪、強迫婦女賣淫罪、侮辱女性罪等案件時，禁止采納與被害婦女以往性經歷或評價相關的證據，嚴格保護被害婦女的隱私。

　　社會因為剩男的而導致的問題耶不多，而剩男之所以說是最悲催的，是因為他們是被篩剩下的。你還要做剩男嗎？其實這都是心態問題，只要有好心態諸事皆順。